近日国内出版了意大利二十世纪国民女作家——娜塔莉娅·金兹伯格（1916-1991）的小说。我翻译了几部之后，总结她的小说是“弱女叙事”，这和当下大家讨论的“大女主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在《瓦伦蒂诺》中，金兹伯格采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的视角，讲述了家里十几年发生的故事。她哥哥很英俊，备受宠爱，占有了家里的所有资源，却学无所成——学医没毕业，选择与一位年长、富裕的女人结婚，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痛苦。大家都认为他是为了金钱结婚，这对于那个清高的家庭也是一种羞辱，父母在唉声叹气中亡故。妹妹也很想组建家庭，有自己的生活，但难以避免地卷入了哥哥的生活，成了一个牺牲品。妹妹对嫂子的表哥暗生情愫，而瓦伦蒂诺却与那位表哥搅在一起。表哥因良心不安自杀，他们的事情因为一封信件暴露出来。瓦伦蒂诺被妻子驱逐，妹妹只能照顾他的生活，因为哥哥是“我生命中剩下的唯一亲人”。 金兹伯格故事的叙述者，大多是那个时代毫无个性，也不会主动追求幸福、追求自我的女孩。大多数女孩唯一向往的，只是拥有一个爱人、一段爱情，但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每个人都像是强光之外的黯淡影子，都像是一个“宾语”，生命的能量在期待与幻灭中被耗尽。如果做“主语”，也是“被动句”里的承受者，处于被追求、被爱、被抛弃、被拖累的境地。即使是语言层面，“被动句”里发生的事，大多数也都比较倒霉。 金兹伯格自己却是一个强悍的女人，她身边围绕着众多知识分子，家族的故事都写入她的代表作《家庭絮语》中。甚至后来，她的儿子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按照英语习惯通常译成“金茨堡”）也是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 她发生转变是因为丈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被迫害致死，这让她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也让她成为“主语”，对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她为意大利70年代妇女获得堕胎权贡献了力量。她在1977年就此问题写文章说：“只有母亲应该有权做决定……”至今听起来仍然特别有力。但是她的写作还是以同时代的普通女性为出发点，并没有超越她们，彰显自己的更高境界。 回想一下，我们做“主语”的体验多么短暂，虽然带来了众多欣喜，但也有很多困难。我们家族中最后一个裹小脚的女人——我外婆的母亲在上个世纪末离世。因为行动不便，她长久盘踞在炕头，靠做一些针线活儿度日，深受大家的爱戴，她没有怎么抱怨自身遭遇的不公。她是一个“宾语”，一个受控制的女性，接受了家庭、母性、贞洁、顺从的一套价值体系，算是符合当时社会的语法规则，恰如其分、自得其乐地度过了一生。我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一个在本世纪中叶就会消失的女性，回望过去，其实也经历了父权、羞辱和规训，虽然为一意孤行付出过代价，但也有过很多自由的欢欣。我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的，大约就是拥有主体性，做“主语”的体验。 在意大利语中，作为句子主语，虽然经常不是马上出现，有时甚至不出现，但会掌控整个复句的核心，决定后面的动词人称、时态，决定了介词短语的分布。在我们人生的复句里，作为“主语”，需要兼顾很多成分，这是必然的。但最终两样东西至关重要，就是作为主语的行动和表达。若是还没有找到声音和语言，表达的东西还没有浮现，那就先行动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