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反腐专题片《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热播，农业农村部原部长唐仁健、海南省委原书记罗保铭、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礼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勇等“老虎”出镜忏悔。 反腐话题也因专题片热播而升温。在专题片热播期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2026年1月14日，会议结束，官方发布了相关公报。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指出，“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继续起底清理，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 对比去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着重抓好金融、国企、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工程建设和招投标等领域系统整治”，今年增加学会协会这一领域。 与此同时，今年的重点整治领域也不再局限于“高校”，而是变为“教育”，金融、国企、能源、开发区和招标投标依然是今年反腐的重点领域。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腐工作年度性重点领域的确定，需要结合对腐败治理情势的科学判断，未列入年度重点治理领域的腐败问题，依然是腐败治理的对象，依然必须加以重视与严格治理。 他认为，反腐败工作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有侧重点。重点领域常抓不懈，集中优势资源进行专项治理，比如金融、国企等。 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莉认为，退出的领域反映出专项整治成效已固定，转入常态化监督，新增领域为教育、学会协会，这反映出纪检部门聚焦新风险点与战略关联领域。 她说，教育领域涉及校园餐、教育收费、职称评定等环节，若存在腐败则直接侵害群众利益，需强化专项治理；学会协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中间地带”，易成为政商勾连的 “白手套”，可能存在资金使用不透明、权力寻租隐蔽等问题，此类组织游离于传统监督体系之外，其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 中国廉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较于去年公报聚焦的“高校”领域，今年公报的表述明确拓展为“教育”，这意味着反腐深化整治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板块，而是全面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整个教育体系。 他说，此次将“教育”与“学会协会”一并纳入深化整治的重点领域，也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教育公平、学术生态、行业评价体系等也都被纳入了深化整治的视野，反腐败整治从重点领域的集中攻坚迈向了全领域、深层次的综合治理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提到，与金融、国企、能源、医药、烟草等领域相比，教育和学会协会属于知识密集人才富集领域，与其他领域联系广泛、交往紧密，掌握着更多的“软权力”。如果对其监督不严，这些领域容易成为腐败的“避风港”或“中转站”，其腐败的危害性不亚于直接的经济腐败。这两个领域的系统整治，不仅直接回应了社会对于教育廉洁和行业廉洁的深层关切，而且能够进一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守护校园和行业净土。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提到，“着重查处‘关键少数’、年轻干部腐败”。与去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对比，这是首次有如此表述。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党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注重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这是题中之义。 魏昌东认为，从反腐败研究看，“关键少数”是反腐败治理的核心问题，因为“关键少数”掌握着权力，解决此问题需要策略，需要常抓不懈。 宋伟说，这次中央不仅提出着重查处“关键少数”，还提出年轻干部的腐败问题。他提到，近年年轻干部的腐败案例在增加，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例中也不乏年轻干部的身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中央需要加大对年轻干部监督的力度。 在孟涛看来，年轻干部贪腐案例不鲜见，不少“80后”“90后”干部逐渐走向领导岗位。年轻干部多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社会阅历和实践历练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易受到影响，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可能会失去抵抗力。中央纪委提出着重查处，一方面是要及时遏制这种现象，另一方面也是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李莉认为，近年来年轻干部腐败呈现“高发、高频、高风险”特征，这成为反腐治理的新挑战。在她看来，高层聚焦年轻干部腐败，一方面是因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年轻干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后备力量”，其廉洁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长期落地。尤其是教育、科技等战略领域的年轻干部，其廉洁状况影响创新生态与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干部选拔任用中也可能存在“重年龄轻考察、重学历轻品德”的倾向，加之年轻干部党性锤炼、基层历练不足，拒腐防变能力较弱，亟须通过专项查处强化监督约束。 “着重查处年轻干部腐败”，彭新林认为这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向精准化发力的重要体现，彰显了对干部队伍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长远考量，绝非单纯的惩治，更饱含着严管就是厚爱的深意，既通过精准震慑斩断潜在的腐败链条，也倒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 “第一粒扣子”，从源头筑牢干部队伍的廉洁根基，为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有如此表述：“严明政治纪律、换届纪律”“坚决纠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突出问题”。 上述公报还提到，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严肃纠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 孟涛解释说，2026年是地方各级领导班子的换届年，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进行换届，换届后新任领导干部有五年任期。这个干部任期与“十五五”规划时间重合。 “‘十五五’规划若是蓝图，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则是让蓝图变成现实的施工队长。2026年开始的换届工作对‘十五五’规划而言非常重要。”孟涛认为，这是此次公报强调换届纪律的原因。 李莉分析说，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换届纪律的严明程度直接关系政治生态的净化优化，2026年是 “十五五” 开局之年，换届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将直接承担推进 “十五五”目标任务的重任，因此“换届”成为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公报强调纪律反映出纪检监察工作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体现了对这一阶段核心任务的精准回应。 在宋伟看来，换届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程序和过程，能否选拔出合格的领导干部，关系着未来各地方、各层级、各项事业的发展。 他认为，换届工作本身对政治生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今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强调换届纪律，意在优化政治生态，筑牢政治根基。 孟涛进一步分析说，从实际工作看，换届前后很容易出现各种违纪违规问题。与正常工作相比，换届是特殊时期，许多干部工作一辈子，也希望在换届中有所进步。 “有些干部可能为进步而不惜违纪违法，还有些干部在换届后，可能着急出政绩，搞一些政绩工程，结果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孟涛说，换届属于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尤需纪律约束。 对比去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今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首次提出“深入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彭新林认为，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直指基层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的顽瘴痼疾。“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本质是公权力滥用和异化，将执法权变为地方保护、部门创收甚至私人谋利的工具。此举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的强烈诉求，旨在清除营商环境中的“隐性壁垒”，捍卫法治尊严和执法公信力，是反腐败深入“神经末梢”的具体体现。 李莉分析说，这是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新形态、新动向的精准回应。这一新增部署与“十五五”开局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也呼应了中央对规范执法环境的明确导向。 “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又称‘远洋捕捞’”，在孟涛看来，“远洋捕捞”损害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破坏了营商环境和法治秩序，是滥用职权的典型表现，属于纪委监委的监督事项，因此有必要纳入纪委的年度工作计划中。 此外，同样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去年的公报相关表述是“聚焦县以下这一关键环节、薄弱环节持续抓下去”，今年相关表述是“推动县级主战场持续深化整治工作”。 宋伟认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群众也最痛恨身边的蝇贪和微腐败。 他提到，基层的不正之风损害社会公平，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将县级作为主战场”，这种部署的转变能够让民众更有获得感。 此外，彭新林补充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是在关键历史节点发布的，清晰地昭示了2026年反腐败斗争将紧扣保障“十五五”规划顺利开局这一核心任务。 李莉认为，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对2026年反腐工作的部署，是立足“十五五”开局与建党105周年，提出了2026年的具体任务，并作出细化部署。 她认为，今年的中央纪委全会公报，既延续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核心逻辑，又针对新征程面临的新形势作出了精准调适，彰显了鲜明的政治站位、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科学的治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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